10月27日的深夜，耶路撒冷利库德集团的竞选总部如同燃烧的火炉，激昂的以色列经典歌曲在空中回荡，支持者们热烈地为总理内塔尼亚胡呐喊助威。然而，对于这位被冠以“战争贩子”称号的领导人来说，这一夜原本应该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之夜，却出乎意料地生还。出口民调显示，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预期将取得25个席位，依然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，超出选前“预计19席”的预想，令人瞩目。在选前的最后一周，艾森科特的正直党曾被预测为最大赢家，而内塔尼亚胡则被视为即将过世的政治人物，但当真正的选票揭晓时，人们意识到他依旧拥有强大的政治能力。这一切的局面可以用“背水一战，恐惧动员”来概括。

追溯至投票日前的两周，内塔尼亚胡的情势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都更加严峻，几乎可谓“穷途末路”。他的处境如同四面墙壁，毫无出路可言。就在选前的最后几天，以色列媒体披露，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要求军方针对伊朗采取一项“未指明”的军事行动，但被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强烈拒绝。扎米尔甚至要求总理提供书面文件，并警告他：如果伊朗误判并采取先发制人，选举将受到重创。CNN也披露，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说服特朗普共同打击伊朗，然而特朗普拒绝了他，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扎米尔向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凯恩发出“选举可能延后”的警告。

此外，美方曾尝试向以色列提出“大联合政府”的方案，意图让利库德和正直党携手合作，排除极右翼势力，但艾森科特坚定地表示，自己绝不愿与内塔尼亚胡共事，即便只有短时间的轮流执政。由此，这一切大联合的设想都必须以“内塔尼亚胡下台、利库德更换领导人”为前提。内塔尼亚胡试图逼迫形成一个“全国团结政府”为自己续命，但对方根本未能搭上这个话头。 qmh

机遇丧失。内塔尼亚胡曾试图通过美国的牵线，以色列向沙特提出将协助打击胡塞武装，以此换取沙特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上的更多支持，但沙特方面拒绝，主要是由于担忧国内穆斯林民众的反应。反而，沙特转而与土耳其、巴基斯坦代表共同前往与伊朗进行调解，甚至有传闻称他们考虑向胡塞间接支付10亿美元以换取停火。这表明沙特宁愿以金钱换取伊朗出面，而不愿让以色列插手也门局势，内塔尼亚胡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“必要性”正逐渐减弱。

到了10月26日，伊朗总统会见了沙特国防大臣哈立德·本·萨勒曼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卡林，显示出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。而内塔尼亚胡与腐败案件相关的三项指控（受贿、欺诈、背信）依然在审理之中，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悬在头顶，败选下台的他不仅将失去权力，更可能前往监狱。若一旦失势，利库德集团很可能与他迅速切割，而极右盟友也将另寻新的人物来代替。因此他面临的显然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。

10月18日，特朗普终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为内塔尼亚胡背书，称他为“伟大的战士总理”，这让内塔尼亚胡感到振奋，同时也迅速转发并表达感谢。但路透社及当地民调显示，这一支持并未能撬动中间选民的态度。彼时的民调结果显示，反对派阵营的席位预计在52到53之间，而内塔尼亚胡阵营仅有50席，其中正直党单独领先辛德尔3到5席。艾森科特在“谁更适合当总理”的问题上，支持率以44%战胜内塔尼亚胡的38%，形成了严峻的挑战。 qmh

在紧张的闭门会议上，内塔尼亚胡重复强调：“如果我们失去以色列第一大党的地位，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，因为总统可能会让艾森科特组阁。”这一声音乍听之下充满绝望，实则反映出他巧妙的策略：将利库德党的第一大党的地位塑造成右翼的“最后防线”。

在接下来的军事危机中，内塔尼亚胡最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入侵杀戮事件辩解——那是以色列这一轮对外战争的开端。他很清楚自己无法赢得辩论。据以色列第12频道民调，65%的受访者认为他对10月7日的安全失败应扛主要责任，许多受害者家属甚至公开指责他“利用死者为自己谋求连任”。因此，内塔尼亚胡改变了叙事方向，不再提及失败，而是强调对哈马斯、真主党以及伊朗等的军事成就。这个主题在选前的最后两周中显示出效果，75%的选民支持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，内塔尼亚胡于是借机将“战时总理+美方熟悉伙伴”的形象渲染到极致。

选举的投票于当地时间10月27日早晨7时开始，以便选出新一届议会的120名议员。艾森科特当然也在试图打安全牌，毕竟他是前总参谋长，但他的论调是“这场战争没有战略终局”。他在10月初坦言：“从未有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拥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与合法性，却遭遇如此彻底的战略失败。”这一言论可谓激励了不少中间选民，却引发了核心右翼的强烈反弹，因为他们听到的不是“结束战争”，而是“承认失败”。而内塔尼亚胡所需要的，正是这种错位的感觉。最终，利库德集团超出民调的那4到6席，其实是从自己阵营的小党里重新“吸”回来的，而非从艾森科特那里抢回。反对派团队所最害怕的，不是输给敌对势力，而是他们自己右翼选票被更为极端的小党所切割。 qmh